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准之一,是完整的个人隐私权只适应于普通公民,而官员的隐私权范围则要比公众狭窄,掌握公权力的人必须让渡部分私权,这其中就包括官员的财产隐私。而官员财产公示制既是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需要,也是防范官员贪污腐败的重要举措,从而“带领公仆走向现代社会”。

     去年两会期间,某省原政协主席在被记者问及官员财产公示问题时反问:“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从而引发了网民“天乙”等带有行为艺术式的网络个人财产公示。一年后又逢两会,“天乙”再度通过网络公示财产,继续作为“主人”领先一步“带领公仆走向现代社会”。

     早在1766年,北欧的瑞典就规定公民有查阅包括首相在内的所有政府官员的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此后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相继借鉴和建立了极具约束力的“阳光法案”,成为源头反腐的利器。相比之下,面对迟迟不能取得突破的官员财产公示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仍然在这个问题上坐而论道,而不是迈出关键性一步,无疑是我们社会政治文明的耻辱。

     其实,学术界关于官员财产公示制的讨论早就没有异议,而政府更是在1994年就正式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去年两会期间,中纪委副书记何勇也明确表示“我们正在研究和论证这件事情”。最近,来自人民网的一项调查表明,85.4%的网友认为“推出财产公示制度时机已经成熟”。可见,在官员财产公示制问题上,无论是公民意见还是专家主张,乃至政府行为,都具有高度的同一性。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网民对官员财产公示的持续倒逼,有关部门应该加速有关立法进程,给予制度性回应,而不应该为官员群体的集体性抵触情绪所束缚,不紧不慢地原地踏步,让漫长的等待逐渐耗尽公众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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