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过去了，中国通货膨胀几何？800元的起征点以及畸高税率，早已经背离了当初立法时调节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
　　近日，著名的70后译者孙仲旭英年早逝，引发了文化圈内对译者生存环境的关注。活跃在翻译一线的译者纷纷倒苦水，一是抱怨翻译稿费低，至今还在沿用1999年的《出版使用文字报酬规定》，翻译的稿费仅为每千字20－80元。
　　另一个大问题是稿费的税负畸重。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稿酬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适用20%的比例税率，并按应纳税额减征30%。
　　也就是说，像孙仲旭那样殚精竭虑翻译一本20万字图书，按80元/千字，稿费是1.6万元，本来稿费就不高了，还要缴纳1792元的个人所得税！
　　在低稿酬、高税收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的译者几乎没有以翻译文学为专职的，甚至有人说这两件“大杀器”毁掉了中国“自由撰稿人”这个职业。
　　稿费的起征点、税率有多不合理呢？从税率上说，稿费居然和中奖等“意外收入”适用同样的20%的税率（但可打个七折），而翻译、写作耗费的精力、时间成本以及社会效益，都要远高于中彩票，这种对文化创造征收畸高税负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的文化进步，也是近年中国翻译作品鱼龙混杂的重要原因。
　　再从“起征点”（严格地说是“减除费用”）上说，原本稿费和工资收入一样，起征点是800元，但自2005年开始，《个人所得税法》一修再修，工资的起征点从800元提高到3500元；且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第一级税率仅3%；而稿费起征点34年没变，一旦超过800元的起征点，马上适用14%的重税率。
　　一位曾在税务局工作了15年的作家感慨：稿费起征点800元，薪金所得税起征点是3500元，河北范围内，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是20000元；而稿费税率为20%，仅低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25%。
　　翻译、写作明显没有个体工商户的利润那么高，也没有工薪收入那么安逸稳定，更远比中彩票等意外收入有社会价值，但为何被课以重税呢？简单地说，它成了被改革遗忘的死角。
　　众所周知，国家征个人所得税就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在1980年《个人所得税》立法时，稿费收入的确属于当年社会收入的塔尖。比如，一篇1980年代的关于“工资改革”的论文中，提到“一个作家一年出版一部30万字的小说，稿费就达4000－5000元”。而在当时工人普遍只有“36块工资”的情况下，一部小说的稿费就相当于工人好几年的工资，理当属于税法调整的范围。
　　1980年《个人所得税法》立法时，将稿费作为“劳务报酬”的一种，和工薪一样“起征点”都提到了当年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800元的高度，当时全国人大法工委也明确，在这么高的“起征点”之下，“需要纳税的只是少数人员”。
　　但34年过去了，中国通货膨胀几何？又有多少人脱离了体制，仰赖稿费为生？800元的起征点以及畸高税率，早已经背离了当初立法时调节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用34年前800元的起征点来调节中国当下的稿费收入，不啻刻舟求剑。
　　很多积弊，不是决策者不知道，不是大家不公认其荒谬性，而在于敲钟人、吹哨人太少，无法打破反改革的“惯性”。所幸今年全国“两会”上，张抗抗等22名委员提交了大幅度提高稿酬所得税起征点的提案。我们在此呼吁：莫让34年不变的稿费起征点成为改革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