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30年来高增长提供了强力保障，然而，中国的高储蓄率为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张提供了资金，却没能为这种快速扩张创造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重积累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思路，历来具有压低消费，进行强制国民储蓄来实现实物资产积累的倾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基础工业、重工业和建筑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支撑储蓄率不断上升以及储蓄结构失衡的自加强机制。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与其说是高储蓄催生了高投资和高增长，不如说高投资增长模式需要高储蓄来维持。这就是说，储蓄率逐步提升，是经济增长模式裹挟下的被动选择。因此，要想改变这种模式，从根本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势在必行。

      2、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公共性财政支出

      在当前阶段，由于文化和习惯因素所导致的高储蓄率并不是政策关注的重点，改革国内的体制才是降低储蓄率的根本出路。如果要降低储蓄率，就必须要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降低居民所面临的各类收入风险。社会保障的完善和政府在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加相当于用政府的消费替代了家庭储蓄的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居民的储蓄，扩大居民消费。

      以完善社会保障与促进农村消费为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对刺激消费潜力巨大。根据《数字商业时代》、《中国经营报》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共同发起的调查结果,如果政府为农民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与养老保险，人们没有了治病与养老的后顾之忧，36%的农民愿意增加5000元以内的消费支出，54%的农民愿意增加2000元以内的消费支出。而国家统计局曾进行过测算：农村人口每增长1元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以调查结果为基础，以每户家庭四口人计算，假设平均每户家庭愿意增加3000元的消费支出，则每个人增长750元消费支出，全国7.2亿农村人口将增加5400亿消费支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将带来1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需求。可见，农村人口消费潜力十分引人注目，这个潜力的释放，将对我国新阶段扩大内需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

       3、改变发展理念，真正回归“民本经济”

       8月25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报告中表示，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8月22日，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指出，在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后，我国的福利政策的补课任务非常重，未来3年将是我国福利制度的突变期，要建立起与中等发展水平较为适应的福利体系建设，加总起来大体上应该新增1万亿元。两则新闻中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领域改革的强调，显示出了政府在财富分配改革上的强烈动向。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是弥补民生欠账，加快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体系问题，其实都源自一个出发点，那就是保障和增进人民的幸福。这不仅是一个财富分配问题，更事关一个国家发展的价值指向和根本目标问题。这样，就需要在观念以及政策上做出调整，淡化GDP增速及相关指标（如工业生产、当地经济实物方面的变化等）在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性，将就业和环保作为比GDP和财政收入更重要的衡量标准。通过提高资源和环境保护费用来调整要素的相对价格，减少对工业企业的能源价格补贴。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增加对居民部门的再分配等等。

       4、正确处理住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998年作为一个时点，前后商品房的销售额占整个社会消费总额的比重，由以前的5%、6%左右，迅速上升到15%以上。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最大的变化是土地的价格。在1998年房改之前，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基本上没有价格，土地不参与社会的再分配。但1998年之后地价不断上涨，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开始参与社会再分配。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是企业与政府受益，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例上升，而居民占社会总储蓄的比例下降。因此，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经验和教训是：住房市场化的道路和方向是正确的，但过度的住房市场化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不仅会导致低收入群体买不起住房，还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扭曲了经济结构。由于居民在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加过快，使其他消费受到严重的挤压，结果是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为此，要想真正促进消费的增长，需要在住房政策方面做出必要的调整，正确处理住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5、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者谈判地位

      严格来说,工人的工资是劳资双方谈判的结果，决定谈判结果的是劳动者的相对稀缺程度和谈判地位。从绝对数量上来说，目前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那么只能是从“质”上入手、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帮助劳动者提高劳动技能，是政府大有可为的领域。一方面需要加大劳动技能培训的投入，短期内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基础教育的水平，从源头开始提升我国劳动者的基本素质。提高劳动者谈判地位的途径，是完善集体谈判制度，在劳动力过剩时单个劳动者当然是没有谈判地位的，但要是劳动者能够团结起来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就有利于形成相对均衡的谈判力量。

      6、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非正常差距

      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之比为1.5，超过2的比率极为罕见，但我国却超过3。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暴富群体的出现。暴富群体挤占了国民生产总值中普通城乡居民应占的份额，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进而使得劳动群众即普通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普通城乡居民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有很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却没有条件消费，从而极大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首先要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不是说，垄断企业就不能有高收入，而是收入一定要与贡献挂钩。其次，贯彻公共财政的原则，财政不仅要惠及城市，而且要覆盖农村；不仅要支持东部，而且要照顾西部。第三，取缔非法收入。对制假贩假、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政府应严加监管，重拳打击。对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另外，要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特别是要减少社会关系、政治权力和家庭背景这些非市场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上阻碍竞争的作用，特别是要打破城乡间和不同行业间的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

      7、积极发展消费信贷

      发展消费信贷，要立足于消费信贷的供求两方面。一是要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提高整个社会信用，消除金融机构发放消费信贷的后顾之忧。个人信用制度是进行消费信贷的基础，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信用的有无和优劣是能否得到消费贷款和分期付款优惠的前提条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环境已初步具备，如技术环境，我国目前已具备开发个人信用系统的科技能力，各种相应的硬件设备也容易配备，只是如何组织运作的问题。

      各商业银行应积极探索个人信用登记、评价系统的建立，降低消费信贷的风险，促进消费信贷供给的增加。二是减少不确定性预期，使消费者敢于接受消费信贷，解除后顾之忧，刺激消费信贷需求。此外，要建立健全消费信贷立法，尽快制定《消费信贷法》，对消费信贷的主体、对象、程序、方式等作出规定，并配套出台实施细则，使消费信贷行为规范化。金融机构还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拓宽消费信贷空间，增加消费信贷品种，深入消费市场调研，加强营销工作，真正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优质金融服务，使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充分利用消费信贷方式，尽早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优化消费结构，进而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促进经济增长。

      要激活消费、扩大内需，让消费成为比投资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应该针对消费现状及背后蕴涵的结构特征，分短期和中长期制定针对性政策。鉴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这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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